余若薇 2005
上星期，讀到記者張寶華在本報副刊一篇名為〈我天真，所以我拼搏〉的文章。張小姐最廣為人知的一件事，就是曾問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是否「欽點」董建華連任，被江澤民怒斥「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」。我一直認為做人有些少天真並不壞，社會需要一些像皇帝新衣中的小孩，敢於指出真相。可惜小孩長大後學懂人情世故，反而顧忌太多，裹足不前。
小時候讀書，父母只督促我要勤奮努力，凡事做到最好，彷彿字典裏只有一個should字，應做就做，很少考慮成效。長大後赫然發現新生代的小學生，讀書要講報酬，100分有卡通印章、貼紙，儲夠貼紙可再換文具，有時更因而被委任為行長、班長等。是否每一分努力，都必須計較收穫？
孩子要有批判精神，不能只接受大人的一套，凡事都要有理由，要問why，不能只講should。然而不知何故，
香港人愈來愈功利，考慮任何事不單只看該事的對錯，而是會有什麼益處、壞處，成功機會如何。
五年前被游說參加立法會補選，我遵從入行時師父的教導，作重大決定前，要在白紙上將好處寫進「正」一欄，壞處在「負」一欄，兩邊比併一下，但發現結果毫不吸引。不過吳靄儀說有些決定不能量化，指着肚皮告訴我要憑直覺。
其實不少歷史人物都有一股與眾不同的傻勁兒，才會力排眾議，推動社會改革。像胡適要提倡白話文替代文言文，當時反對聲音可不少；孫中山十次革命才成功，他提倡「知難行易」，勉勵國人力行實踐，不要空談，才能有志竟成。《孫文學說》第一章提到：「倘能證明知難而行非難也，使中國人無畏而樂於行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。」
2002年底政府推出《基本法》23條的諮詢文件時，一般市民都推說：「寫信給政府有什麼用？」不願作出回應。翌年7月，50萬人上街，改寫23條立法的歷史，是事前不能想像的景。其後要求07、08普選的市民，高達八成多。但04年人大常委否決雙普選，這比例回落至六成。改變主意的市民，是因為普選不再是他們的理想，還是因為該理想沒有實踐的機會？
前捷克總統哈維爾曾說：Hope is the ability to work for something because it is good, not just because it stands a chance to succeed. The more unpropitiou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demonstrate hope, the deeper the hope is. 我翻譯為「希望是為着事情美好而奮鬥的動力，而不是為着其成功機會。情況愈壞時，所展示的希望愈是深厚」。張寶華的「我天真，所以我拼搏」就是說做人要堅持理想，為應該做的事而不斷拼搏，等於孫中山的「無畏而樂於行」，需要一顆赤子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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